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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今年是唐山地震30周年。纪念这一牵动人心故事的文章、节目正在陆续出台。不应被忘记的是,唐山地震之前相隔不到两年发生的海城地震是31周年。海城地震的纪念活动已在辽宁闭幕。我曾记得,在海城地震和唐山地震这两次地震的10周年、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最为重要、最有价值的是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能否随时间流逝和思考的积淀,让我们的认识上升至一个新的高度,从记忆中提炼点什么留给后人?  纪念唐山地震,也要回忆海城地震。这两次地震的震中相距不远,发生时间也不到一年。在30年前它们相继出现,给几代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常常思索,如果能把这两次地震放在一起纪念,可能更有意义。因为这两次地震在中国地震工作者的心目中,印象非比寻常,伴随这两次地震的预报和思索过程,凝聚了几乎我们整整一代地震工作者的青春,而且将持续地影响下去。在中国地震学史上,这两次地震的发生及相关一代地震工作者的研究活动代表着一个时代。  我不赞成简单地评价这两次地震,只是说这一次预报“成功”了,另一次预报“失败了”。凡是从这两次地震中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在一次地震预报的成功中,包含了另一次地震预报的失败,而在另一次地震预报的失败中,也为这一次地震的成功做了积累。  海城地震和唐山地震,似乎像一对福祸相依的兄弟,更像人们在探索路上的左右交错的双脚。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那些取得进展的欢愉和那屡屡受挫的煎熬,那些看到胜利曙光的期盼和抓不到蛛丝马迹的困惑,总是会搅和在一起,重叠在一起。把两个地震放在一起思考,然后再把它们放在20世纪以华北地震活动为代表的第三个大陆地震活跃期内这一背景下思考,纵观历史,瞻望未来,形成我们的地震预报发展观。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二)  上个世纪60年代,在华北大地发生一系列地震:1966年邢台地震,1967年河间地震,1969年渤海地震。业内人士认为,这些地震揭开近代中国地震活动的一幕。这些地震自南向北,一路扩展,大有兵临北京城下之势。地震的发展和对地震预报的探索一直在赛跑。现在看起来,赛跑的阶段性终点,应该是在唐山和海城。  唐山地震和海城地震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彼时在华北大地发生了一系列地震。1966年邢台地震发生后,一纸调令,我和几个稍早毕业的北大同学,纷纷从非地震专业部门“归队”,加强地震工作的力量。那时,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人才济济。我分在地球所值班室(通称638组,意指1966年3月8日邢台地震发生的日期)内,作为“地震战士”,“为毛主席站岗,为首都人民放哨”。实际做的,就是大震速报,抓大趋势。和值班室对应,地球所还有一个在地震现场工作的邢台地震队。他们主要是抓现场,抓地震前兆。值班室和邢台队,这两个部门列为地球所地震科研工作的“第一线”,兵强马壮,配备齐全。全所上下,把地震预报作为重中之重。许多人是从当时承担国防任务的第七研究室抽调来的。638组的组长就是后来担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任的梅世蓉先生。  近代中国地震事业史上有一张经典照片。照片正中是已故周恩来总理俯下身子,检查地震熏烟记录,陪同者中有被称为“中国地震预报之父”的地球所所长顾功叙先生(已去世),以及林庭煌先生和李凤杰先生。就在这次视察之后的一次地震现场会上,周总理拿着一份地震历史文献,读了一段后,语重心长的对出席的同志讲,“我们不能给后人只留下地震记录,要留下地震经验”。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在中国多灾多难的大地上,从此开始有人跋涉地震预报的万里长征。同时,在这批青年学子的心里,深深埋下“献身地震事业、不搞出地震预报死不瞑目”的报国志向。  1967年,河间地震发生,震中离北京不及百十公里,形势逼人。根据地球所安排,我们几个人,迅速赶到河间-大城极震区,任务是从震区的度量衡厂及其主管的县科委,搜集、核实震前大地微震动或有感无震的各种现象,从中获得可能成为地震前兆的“蛛丝马迹”。结果不理想,但也做了几个有意义的否定结论,如一般天平的精度不能察觉地面倾斜等等。1969年,渤海湾发生地震。地震不算大,没有什么损失,但环渤海的几个省份大范围有感,社会紧张。下一个地震在那里?什么时候?北京有没有危险?这些问题牵扯着京城上上下下的心。  一天下着小雨。地球所领导召唤我一起到国务院小礼堂,向主管地震工作的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汇报震情。到会后,才知道参加地震会战的几大部委专家和领导都来了。会议的话题有三个,地震趋势、地震预报、地震机构。在这个会上,李四光先生从地质力学角度阐明他提出的新华夏构造体系与地震活动趋势的关系,在一张大挂图上,从邢台,过河间向北东方向,扬手一挥,很自信也很恳切的说道,要注意这个方向上的地震。他点了华北北部几个地名(其中是否有唐山和海城,我记不准了)。在探讨地震预报的前兆手段时,李先生举着一个地应力仪电磁感应探头,向总理解释工作原理。总理听得很细致,边听边问,还一边记在纸上。  在这个会上,总理和李先念等与会的领导同志商定成立“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四光任组长。从此,参加会战的几大部委真正合成一家了。1971年,国家地震局成立(2000年,改称中国地震局)。  由于地震灾害的惨烈,由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指挥,由于地震专业队伍年轻、充满活力,同时由于当时的特殊文化政治背景,在地震战线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呼声,要在地震预报这个领域为人类作出贡献,拿出成绩,口号是:中国人要在地震预报“放原子弹、氢弹”!  (三)  上个世纪70年代,海城、唐山两次地震让我们刻骨铭心。这两个地震震中相隔不过二百公里,前后仅仅相差十七个月!但对地震工作者来说,像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大自然把我们抛上又摔下,让人百感交集。只有经过这个年代的“地震人”才会有这种感受,就是“甘未尽而苦袭来”。  走过来的人都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前五年,进驻大华北地震现场的专业队伍多达万人,运转的各种观测仪器上千件,再加上“广大工农兵群众”组成的业余测报队伍,形成名副其实的浩浩荡荡的地震预报大军。  尽管地震是小概率事件,预报难度大。  但在特定的地震区和一定的地震活动期内,中小地震频发,检验方法的机会多,预报成功的机遇大。在当时,有非常丰富的前兆异常资料,即使采用“看图识字”等直观方法,预报也能“屡屡得手”。大家不由得惊叹不已,兴奋不已。在成就感、责任感、紧迫感、荣誉感等等精神力量的驱动下,我们的同志更加吃苦耐劳、勤于事业、大胆预报,取得不少感性认识和实践经验。像是摸到了苗头,像是看到了曙光。等待着、期盼着、争取着,翘首盼着取得胜利的那一天。  苍天不负苦心人。1975年,大地对我们的诚意和辛苦给予回报。1975年2月4日发生的海城地震是一次很符合认知规律的地震。发生前国家局做出了长期、中期、短期及准确的临震预报,居民在震前数小时撤离完毕,在严寒中等待一阵后,避开了致命的灾难。这是人类预报地震历史上的重大突破。直到目前为止,这仍是被联合国和国际科研组织承认的唯一“有预报依据并取得减灾实效”的地震预报范例。  成功来之不易。但是我们过于冲动了。当时记得有人曾在一次大会上宣称:“地震预报的坚冰已经打开”。剩下的就是“乘胜前进”了。当时也有的科技工作者头脑冷静,提出对地震预报水平不能估计过高。尤其是当时有相当多的人因为思想模式上的“积劳成疾”,不去想更多困难,甚至连“失败”的一闪念都不曾出现。这与当时的形式主义和空泛口号泛滥成灾有关。1975年的预报成功,众人精神振奋,一扫征尘。似乎这次的成功预报标志着,我们真的看穿了地壳,预报地震不在话下了,正准备开发地震能量“为我所用”了。忘乎所以是违背科学精神的,我们忘记了地震预报这一世纪科学难题是不那么容易被全面突破的。  1976年7月28日,在华北重镇唐山发生20世纪后半叶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最大的破坏性大地震,以24万条生命和100亿元人民币为代价写进了历史。  地震发生后,受地震局和地球所派遣,包括我在内的四个人赶赴唐山、天津,目的是监测震情的发展动向。一路上耳闻目睹地震的惨烈,一路上更被唐山人民面对灾害的坚毅和顽强所感动,同时,一路上地震工作者们有更多精诚合作和心灵交流。  对于唐山大地震,我们没有做出临震预报。震前有没有动物和地下水的异常、震前有没有地倾斜和电磁波的异常,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不断提出疑问。当年,钱钢写了一本影响巨大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最近再版。今年,另一位作家也以地震预报为主要内容写了《唐山警世录》,介绍不少调查和采访来的珍贵史料。在这本书中,突出介绍了开滦煤矿和青龙县在唐山地震灾害的预防和预报方面取得的实效。对这些经验如何分析、认识,目前还存在争议。唐山地震的巨大灾害,在国人的心灵上铭刻太深、太重、太久了。  我不太同意把唐山地震定格在“漏报”。虚报、漏报以及不同程度的预报,都是相对于一个在理论上、技术上和管理程式上已经成熟的预报工作而言的。唐山地震未做预报不是这么回事,这是一次探索中的失败。  作为地震工作者,我们习惯于把两次地震放在一起谈,成功和教训放在一起谈。事后总是有人问我中国地震预报的水平,我的回答是要看这两次地震预报的结果。1975年海城地震的预报获得成功,有成功的经验;而1976年唐山地震的预报遭遇失败,同样有失败的教训。  谈起1976年唐山地震后地震工作者的处境。中国地震局的科技工作者当时的工作态度用“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形容并不过份。我们一门心思要搞出地震预报,为了给震区老乡提前打个招呼,梦里都在想前兆、想预报。但是,科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水平达不到,工作没做到,目标是实现不了的。地震类型的多样性,地震过程的复杂性,发布预报所涉及的社会敏感性,以及一次地震灾害带来的巨大伤亡和社会动荡,使我们深感心理压力和肩头担子的沉重。现在人们认识到这些了,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历史沉积的结果,唐山地震未能预报是世界地震科学发展水平问题。不是工作失误,也不是我们无能。凭心而论,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间,中国的地震工作者没有片刻歇息。“不搞出地震预报死不瞑目”,是那个时代多数地震工作者的志愿。  (四)  上世纪80年代,对地震事业有重要影响的有两件大事,一是国际上开始酝酿,到90年代开始执行的一项“十年减灾计划”(1990-1999),另一个是国内开始改革开放,依法治国和科教兴国的方针开始落实到包括地震在内的各个工作领域的实处。这两件事,让我们从理念和法理程序上把近代中国地震事业推上历史的高度。这是用实际行动纪念唐山-海城地震。  这段时间的典型地震事件是1989年的云南澜沧-耿马地震,发生在这个年代的末期,业内人士称其为信号震,表示下一个新的地震活动期的开始。换个说法,表示上一个地震平静期的结束。但它不像60年代和70年代那些地震那样具有标志性特征。  从地震工作的角度看,这个年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休养生息时间。有人说,这是一个人类与地震的休战期。大地累了,人也累了。大地要利用这个时间积蓄能量,人要利用这个时间进行反思。中国的地震工作者也从此开始长达约十年的战略思考和实践。  1989年云南澜沧-耿玛地震,作为80年代地震活动和地震工作结束的标志,在历史上画上了一个句号。客观地说,这个地震并不能完全标志一个新的地震活动期的到来,但标志着人们的反思告一个段落,当然不表示反思的完全结束。说老实话,在参加《当代中国的地震事业》一书编写时,我曾有过把唐山地震和海城地震结合在一起作分析的想法。如今有这次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活动机会,写出来和大家讨论。  以上是一段地震活动和地震工作发展历史的回顾。进入21世纪,中国的防震减灾事业和更大时间-空间尺度的社会公共安全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为此,我和中科院科普演讲团的同事一起完成了《公共安全与自我保护》的科普讲座幻灯演示文稿。最近几年,给社区、校园和社会公众宣讲这个题目,以此来纪念唐山大地震的30年。  《中国教育报》2006年7月24日第7版

责编 左汶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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